真正做到这3个要点，才算是实现了新闻写作中的“一般公正”

“一般的公正”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一个重要概念。“一般的公正”是报刊的一种形式上的总体姿态，就具体的关于实施的报道或描述而言，“公正”表现为客观，即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反映。①新闻报道中，绝对的客观是一个永远无限趋近的值，无法完全达到，其中总会有阶级的、党派的、个人的倾向。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看到了这一点，才提出用“一般的公正”尽量抵挡倾向性这一理念。

“一般的公正”与客观报道的理念几乎同时期在19世纪中叶出现。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百余年，但是这种报道理念依旧没有过时。尤其是在今天各种信息泥沙俱下的转型时代，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，客观报道对于媒体树立自身权威、引发读者共鸣都起到了重要作用。陈力丹教授将“一般的公正”特点归纳为三个方面，即陈述事实;若有倾向流露隐蔽、自然;不造成直接对读者施加观点影响的印象。②本文以H大学四届学生的198位新闻学专业学生的716份消息写作作业为样本，分析学生的写作与“一般的公正”之间的差距，探索“一般的公正”从一种“新闻观”到“新闻实践”如何实现。

客观真实的事实陈述

从普遍联系的视角而言，在“陈述事实”时“一般的公正”原则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。

1.事实与希望的分离。数据统计显示，绝大多数学生能够依据采访现场的事件来报道新闻，但仍有11.4%的学生作业出现了按照希望来写新闻的情况。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是，一场人数寥寥的讲座被写成“如火如荼”，其原因是学生认为这样写才合适。

马克思在谈及“好报刊”与“坏报刊”的区别时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标准：“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”还是“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”。所谓的“希望”是一种主观意愿，有时是“常识”，有时是“麻木”，有时是良好的“祝愿”，无论哪一种都应该被摒弃。新闻从业者要在每一次采写中对抗想当然的应然和惯性，保持习惯性的警惕和质疑，抛开希望向事实回归。

2.事实与评论的区分。新闻报道中，记者不能自己发表评论，但统计发现，92.5%的学生在作业中出现了“个人评论”。评论的形式以及存在的目的不一而足，有的是表达对文章主题的回应，有的是对事件发展提出希望，有的是对受访者提出要求，还有的仅仅是认为“其他的稿子中都有人评论，我的稿子中也应该有评论”。

通过深度访谈笔者了解到，学生们在新闻中加入“个人评论”，“高考前以议论文训练为主”是这种情况出现的先导条件，“新媒体传播中‘述’‘评’不分”是对这种高度“评论欲望”的助推。学生在习作中是希望通过“个人评论”让人更加明确稿子的意图、信任其表达出来的观点，但这种“洪荒之力”的背后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效果。恩格斯指出：“使读者确立无可争辩的信念，只有明显的、无可争辩的事实才能做到这一点……”③“用事实说话”不代表没有或丧失立场、没有观点，而是要通过挖掘“评论”背后可以提供支撑的事实信息来证明观点;通过对事实的展现来让读者自己得出结论，更加信服记者想要表达的观点。

3.事实选择的标准。新闻写作课的教材中以“重要性”“显著性”“时新性”“接近性”“趣味性”等作为新闻事实选择的价值标准，虽然操作性上直观、明了，但学生在具体操作中容易出现“单一”“教条”的问题。笔者在对学生写作作业分析后发现，48.9%的学生在第一次作业中会出现事实选择失当的情况，琐事扩大化、选择随意化等问题突出，例如学生把“会议结束后部分同学留下来打扫卫生”等与主题无关的细节留在稿件中;把单个的、偶发的下水道堵塞情况“一惊一乍”地表述为重大突发新闻。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西方新闻价值判断中“片面性”和“最高理想层面价值观念缺乏”只注重引起受众的情感，满足受众浅层次需求的问题。④真正的新闻价值不应停留在表层上而是要深入人民的需要之中。马克思认为“报刊生活在人民当中……它是人民群众大声的表达者，是人民联系世界的有声的纽带，是人民精神大声表达出来的日常政治思想，是人民及其政党的真正学说的公开表露”。⑤马克思提出的“人民”标准在实际的新闻采写中并没有具体的落实办法，但可以作为一种深化的认识思路、自觉反省的方法、价值检验的途径，它要求新闻采写不能“就事论事”而是要寻找理论逻辑、历史逻辑、实践逻辑的结合点。

润物无声的观点表达

“一般的公正”要求表达者在表达时如果体现本方倾向，要注意流露隐蔽、自然，笔者认为这涉及以下两方面：

1.“声音”来源的构成。马克思在谈及生产过剩理论时，指出了一派学者的观点后，又谈及了其他经济学家的看法。⑥让双方都说话，尤其是让有明显错误的一方说话，看似是在给有利或需要维护的一方制造麻烦，其实“是为使读者更加确信一种观念”。⑦笔者针对学生的“舆论监督”报道作业进行统计发现，63.6%的学生在第一稿报道中缺少被批评者的声音。在深入访谈时发现，学生或者惧怕与被监督方见面，或者认为问题“真相”已经很明显地摆在那里了，没必要再去采访被批评方。这里面既有能力的问题也有态度的问题，但归根到底还是对责任感的认识问题。

记者采写新闻的目的是为了“挑起问题”还是全面客观地呈现，让事实与事实自己进行辩论进而推动事件的解决、社会的进步、人的理性进步，这是记者是否秉持公正意识、报道能否体现“一般的公正”理念的一个重要体现。

2.语气语调的把握。恩格斯在与《前进报》主编李卜克内西通信时说：“如果他们埋怨我的语调，那么，我希望你不要忘记反驳他们，向他们指出杜先生对待马克思和他的其他先驱者的语调。”恩格斯还指出杜林的语调是“歪曲和辱骂自己的先驱”。⑧马克思也曾在《摩泽尔记者的辩护》中为自己文章的“粗俗”甚至“粗鲁”的语调做出解释。⑨“有理不在声高”，马克思、恩格斯在新闻实践中非常注重语气方面的问题，避免溢美溢恶的粗糙化表达带来的“噪音”让新闻失去心平气和、公正说理的面貌。在学生的习作中，与语气、语调相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形容词、副词等修饰性词语的使用上。尽管使用修饰性词语在新闻报道中是不可避免的，但过多使用形容词容易“让你(记者—引者注)失去客观性”。⑩统计发现，高达97.5%的作业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修饰过度问题。这其中，既有“拼搏奋斗、并肩作战”这种空洞、大批量修饰性词语堆砌的情况，也有“胜利召开”“圆满完成”“重要讲话”等习以为常的、正确废话式的表达。

潜移默化的观点影响

新闻报道中，观点的表达不仅不可避免，有时候还必不可少。不仅是表达的内容，表达的方式也会直接影响读者对于观点是否接受、认可。

1.强调身份的转换。马克思、恩格斯在新闻实践中很注重强调自己身份的转换，转变过程中透露着弦外之音，这其中既有谦虚态度的表达也有诚心诚意的传递，最终指向的是确保新闻应有的公正面貌。恩格斯在致信德国党的领袖倍倍尔时就表示：“我，作为一个编辑，可以不赞成他们的作(做)法……”在为《新莱茵报》写作《马扎尔人的胜利》报道时，开篇就通过与《科伦日报》的对比表示“……我们决不允许自己的倾向性影响我们对马扎尔人报道的判断”。实践中，学生经常忽视身份的转变，缺少对“我”和“记者”的区分。37.4%的学生把报道中应有的“记者发现”写成了“我发现”。结合前述92.5%的学生在作业中出现了“个人评论”可以发现，从“我”转换为“记者”不仅是表达技巧的完善，更是身份的认知，对自己笔下语言作用的认知，对自身承担的责任的明晰。

2.交代信息来源。在新闻传播实务中有“当事人”和“知情人”两种记者必须重视的采访对象，二者作为不同的信息来源，给受众带来不同的公正感。马克思、恩格斯在《新莱茵报》发表文章时注重标明信源，如“据目击者谈”，“据到达这里的信差说”，“我们再引用一篇载于《波希米亚立宪报》的关于南方军事行动的报道，这是比较可信的”。匿名消息源也要交代清楚，如“这条消息是以我们从可靠方面得到的传闻为根据的”。对于一些不可靠的信源，马克思、恩格斯也要做出说明，如“我们所拥有的唯一资料就是比利时报纸上的那些含混不清、矛盾百出的报道，以及我们自己关于巴黎的知识”。这些清晰的信源交代让读者能够确定自己为什么要信、凭什么相信报道的公正性。统计显示，80.5%的学生能够标注信源，但58.3%的学生信源选择失当，例如，有学生就应不应该“禁摩的”问题采访新闻传播学专业的老师进行解读。也有41.7%的学生在使用匿名信源方面过于随意和频繁。这都让习作报道显得过于随意、不可信。